版法者，法天地之位，象四时之行，以治天下。四时之行，有寒有暑，圣人法之，故有文有武。天地之位，有前有后，有左有右，圣人法之，以建经纪。春生于左，秋杀于右；夏长于前，冬藏于后。生长之事，文也；收藏之事，武也。是故文事在左，武事在右，圣人法之，以行法令，以治事理。凡法事者，操持不可以不正，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；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，事不尽应。治不尽理，则疏远微贱者无所告；事不尽应，则功利不尽举。功利不尽举则国贫，疏远微贱者无所告则下饶。故曰：“凡将立事，正彼天植。”
法，就是效法天地的方位，模拟四时的运行，来治理天下的。四时的运行，有寒有暑，圣人效法它，所以有文有武。天地的方位，有前有后，有左有右，圣人效法它，建立国家纲纪。春生在左，秋杀在又；夏长在前，冬藏在后。属于生长之事，是文；属于收藏之事，是武。因此，文事在左，武事在右。圣人模仿这些，来实行法令，来判断事理。凡有关法度之事，掌握不可以不正。掌握不正则判断不公，判断不公则治狱不完全合理，办事不完全得当。治狱不完全合理，疏远微贱的人们就无法申诉；办事不完全得当，功利事业就不能充分举办。功利事业不充分举办则国家贫穷，疏远微贱者无法申冤则民间扰乱。所以说：“凡将立事，正彼天植。”
天植者，心也。天棺正，则不私近亲，不孽疏远。不私近亲，不孽疏远，则无遗利，无隐治。无遗利，无隐治，则事无不举，物无遗者。欲见天心，明以风雨。故曰：“风雨无违，远近高下，各得其嗣。”
天植，就是心。心正，就不会偏厚于近亲，也不会加害于疏远。不偏厚于近亲，不加害于疏远，则国财没有流失，民间没有冤案。国无失财，民无冤案，则事业没有不兴办起来的，财物也没有被弃置了的。要想了解天心，需要在风雨的情况上判明。所以说：“风雨无违，远近高下，各得其嗣。”
万物尊天而贵风雨。所以尊天者，为其莫不受命焉也；所以贵风雨者，为其莫不待风而动待雨而濡也。若使万物释天而更有所受命，释风而更有所仰动，释雨而更有所仰濡，则无为尊天而贵风雨矣。今人君之所尊安者，为其威立而令行也。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，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。若使威利之操不专在君，而有所分散，则君日益轻而威利日衰，侵暴之道也。故曰：“三经既饬，君乃有国。”
万物都尊祟天而贵风雨。所以尊崇天，是因为万物没有不接受天的旨意的；所以贵风雨，是因为万物没有不靠风吹动、靠雨滋润的。若使万物离开天而接受另外什么东西的意旨，离开风而仰赖另外什么东西的吹动，离开雨而仰赖另外什么东西的滋润，那就无需尊天而贵风雨了。现在人君之所以位尊而身安，就是因为他树立了权势并且推行了政令。其所以能树立权势和推行政令，就是因为权势和财利两者的掌握没有不在君主手里的。若使权势和财利的掌握不专在君主之手，而有所分散，君主的地位就将日益轻贱，而权势财利也将日益衰减，这是一条发生侵夺暴乱的道路。所以说：“三经既饬，君乃有国。”
乘夏方长，审治刑赏，必明经纪，陈义设法。断事以理，虚气平心，乃去怒喜。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，祸乱乃生，上位乃殆。故曰：“喜无以赏，怒无以杀。喜以赏，怒以杀，怨乃起，令乃废。骤令而不行，民心乃外，外之有徒，祸乃始牙。众之所忿，寡不能图。”
乘夏天白日方长，要审理刑赏大事。这必须宣明纲纪，公布仪法、制度，依理断事。这要求虚气平心，而排除个人喜怒。如果背弃法令而按照个人喜怒行事，祸乱便会发生，君位就会危险。所以说：“喜无以赏，怒无以杀。喜以赏，怒以杀，怨乃起，今乃废。骤令而不行，民心乃外，外之有徒，祸乃始牙。众之所忿，寡不能图。”
冬既闭藏，百事尽止，往事毕登，来事未起。方冬无事，慎观终始，审察事理。事有先易而后难者，有始不足见而终不可及者；此常利之所以不举，事之所以困者也。事之先易者，人轻行之，人轻行之，则必困难成之事；始不足见者，人轻弃之，人轻弃之，则必失不可及之功。夫数困难成之事，而时失不可及之功，衰耗之道也。是故明君审察事理，慎观终始，为必知其所成，成必知其所用，用必知其所利害。为而不知所成，成而不知所用，用而不知所利害，谓之妄举。妄举者，其事不成，其功不立。故曰：“举所美必观其所终，废所恶必计其所穷。”
冬天万物收闭，百事尽止，过去一年的事情全部完成，来年的事情尚未开始。乘此冬日无事，就来慎重考察国事的全部过程，详察事物发展的道理。有的工作，开头感到容易而后来才发现困难；有的工作，开头不被注意而后来却无法补救。这往往是利途不能开发，国事遇到困难的原因。开头感到容易的，人们就轻易对待它，轻易对待，就一定办不到难成的大事；开头不被注意的，人们就轻易放弃它，轻易放弃，就一定丧失无法补救的成果。经常办不到难成的大事，经常丧失无法补救的成果，这便是衰耗事业的道路。因此，英明君主详察事物发展的道理，慎重考察国事的全过程，办事情一定预知它的成就，有成就一定预知它的作用，有作用一定预知它的利害后果。办事而不预知其成就，有成就而不预知其作用，有作用而不预知其利害后果，叫作轻举妄动。轻举妄动者，其事不成，其功不立。所以说：“举所美必观其所终，废所恶必计其所穷。”
凡人君者，欲民之有礼义也。夫民无礼义，则上下乱而贵贱争。故曰：“庆勉敦敬以显之，富禄有功以劝之，爵贵有名以休之。”
凡是人君，都愿意百姓遵行礼义。人民若无礼义，则上下混乱而贵贱争夺。所以说：“庆勉敦敬以显之、富禄有功以劝之，爵贵有名以休之。”
凡人君者，欲众之亲上乡意也，欲其从事之胜任也。而众者，不爱则不亲，不亲则不明，不教顺则不乡意。是故明君兼爱以亲之，明教顺以道之，便其势，利其备，爱其力，而勿夺其时以利之。如此则众亲上乡意，从事胜任矣。故曰：“兼爱无遗，是谓君心。必先顺教，万民乡风。旦暮利之，众乃胜任。”
凡是人君，都希望百姓亲近君主而顺从君意，希望百姓为国办事而办事胜任。就民众来说，不爱护他们就不来亲近，不教训他们就不顺从君意。因此，英明君主总普遍施爱来亲近他们，宣明教训来引导他们，顺应他们力量，促进他们富足，爱惜他们的劳力，而不侵夺他们的农时，用这些为他们谋福利。这样，民众就亲近君主而顺从君意，为国家办事就胜任了。所以说：“兼爱无遗，是谓君心。必先顺教，万民乡风。旦暮利之，众乃胜任。”
治之本二：一曰人，二曰事。人欲必用，事欲必工。人有逆顺，事有称量。人心逆则人不用，事失称量则事不工。事不工则伤，人不用则怨。故曰：“取人以己，成事以质。”
治国的根本有两条：一曰人，二曰事。治人要求他一定效力，治事要求它一定完善。人有逆有顺，事情有分量尺度。人心逆就不肯效力，事不合分量尺度就不可能完善。事情不完善意味着有伤，人不肯效力意味着有怨。所以说：“取人以己，成事以质。”
成事以质者，用称量也。取人以己者，度恕而行也。度恕者，度之于己也，己之所不安，勿施于人。故曰：“审用财，慎施报，察称量。故用财不可以啬，用力不可以苦。用财啬则费，用力苦则劳矣。”
所谓成事以质，就是要根据实际分量尺度行事；所谓取人以己，就是要考虑按“恕”道行事。考虑恕道，就是想着比照自己，自己所不接受的，不要施加于他人。所以说：“审用财，慎施报，察称量。故用财不可以啬，用力不可以苦，用财啬则费(拂)，用力苦则劳矣。”
奚以知其然也？用力苦则事不工，事不工而数复之，故曰劳矣。用财啬则不当人心，不当人心则怨起。用财而生怨，故曰费。怨起而不复反，众劳而不得息，则必有崩阤堵坏之心。故曰：“民不足，令乃辱；民苦殃，令不行。施报不得，祸乃始昌；祸昌而不悟，民乃自图。”
为什么是这样呢?因为使用民力过头，事情就不会做得完善。不完善而不断返工，所以叫作“劳”。君主用财吝啬，就不得人心，不得人心则发生怨恨。用财而造怨，所以叫作“费”(拂)。民众怨起而不得平复，疲劳而不得休息，就一定产生摧毁破坏的想法。所以说：“民不足，令乃辱；民苦殃，令不行。施报不得，祸乃始昌；祸昌而不悟，民乃自图。”
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，无度则事无机，有法不正，有度不直，则治辟。治辟则国乱。故曰：“正法直度，罪杀不赦。杀僇必信，民畏而惧。武威既明，令不再行。”
凡国家没有法律，民众就不知道怎样行事；没有制度，行事就没有一个准则。但有法律而不公正，有制度而不明确，则行政管理不灵。行政管理不灵则国家混乱。所以说：“正法直度，罪杀不赦，杀 必信，民畏而惧，武威既明，令不再行。”
凡民者，莫不恶罚而畏罪。是以人君严教以示之，明刑罚以致之。故曰：“顿卒怠倦以辱之，罚罪有过以惩之，杀僇犯禁以振之。”
凡是人民，没有不恶刑而畏罪的。所以，人君要严加教训来告示他们，申明刑罚来做戒他们。所以说：“顿卒怠倦以辱之，罚罪有过以惩之，杀戮犯禁以振之。”
治国有三器，乱国有六攻。明君能胜六攻而立三器，则国治；不肖之君不能胜六攻而立三器，故国不治。三器者何也？曰：号令也、斧钺也、禄赏也。六攻者何也？亲也、贵也、货也、色也、巧佞也、玩好也。三器之用何也？曰：非号令无以使下，非斧钺无以畏众，非禄赏无以劝民。六攻之败何也？曰：虽不听而可以得存，虽犯禁而可以得免，虽无功而可以得富。夫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，则号令不足以使下；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，则斧钺不足以畏众；有无功而可以得富者，则禄赏不足以劝民。号令不足以使下，斧钺不足以畏众，禄赏不足以劝民，则人君无以自守也。然则明君奈何？明君不为六者变更号令，不为六者疑错斧钺，不为六者益损禄赏。故曰：“植固而不动，奇邪乃恐。奇革邪化，令往民移。”
治国有“三器”，乱国有“六攻”。明君能克制六攻而设置三器，则国家称治；昏君不能克制六攻而设置三器，故国家不治。什么是三器呢?就是：号令、刑杀、禄赏。什么是六攻呢?就是：亲者、贵者、财货、女色、巧佞之臣、玩好之物。三器的用途是什么呢?回答说：没有号令就无法使役臣下，没有刑杀就无法威服民众，没有禄赏就无法鼓励人民。六攻的坏处是什么呢?回答说：虽不听法令而可以安然存在，虽违犯禁律而可以豁免罪刑，虽没有立功而可以发财致富。国家有不听法令而安然存在的情况，号令就不能推动臣下；有违犯禁律而免于刑罪的情况，刑杀就不能威慑民众；有无功而发财致富的情况，禄赏就不能鼓励百姓；号令不能推动臣下，刑杀不能威慑民众。禄赏不能鼓励百姓，人君就没有可以保全自己地位的东西了。那么，英明君主应该怎么办呢?英明君主是不为这六者变更号令，不为这六者疑止或施加刑杀，也不为这六者增加或减少禄赏的。所以说：“植固不动，奇邪乃恐。奇革邪化，令往民移。”
凡人君者，覆载万民而兼有之，烛临万族而事使之。是故以天地、日月、四时为主、为质，以治天下。天覆而无外也，其德无所不在；地载而无弃也，安固而不动，故莫不生殖。圣人法之以覆载万民，故莫不得其职姓，得其职姓，则莫不为用。故曰：“法天合德，象地无亲。”
凡是人君，都保护着亿万民众而占有他们，督察着亿万部族而使役他们。因此，他运用天地、日月、四时，作为主宰，作为根据，来治理天下。天覆万物而没有例外，其恩惠无所不在；地载万物而没有遗弃，稳定而不动。故无不生长繁育。圣人效法它们来保护万民，所以，万民没有不得到经常生计的。得到经常生计，就没有不为君主效力的了。所以说：“法天合德，象地无亲。”
日月之明无私，故莫不得光。圣人法之，以烛万民，故能审察，则无遗善，无隐奸。无遗善，无隐奸，则刑赏信必。刑赏信必，则善劝而奸止。故曰：“参于日月。”
日月的光明没有偏私，所以没有得不到光照的地方；圣人效法它们，来烛照万民，所以能够明察，这就没有看不到的善良行为，也没有隐蔽得住的恶事。没有看不到的善行和没有隐蔽着的恶事，就可以做到赏罚准确而坚定。赏罚准确坚定，则好事得到鼓励，坏事得到禁止。所以说：“参于日月。”
四时之行，信必而著明。圣人法之，以事万民，故不失时功。故曰：“伍于四时。”
四时的运行，准确、固定而明显。圣人效法它，使用万民，所以事情总是不失时效。所以说：“伍于四时。”
凡众者，爱之则亲，利之则至。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，明爱以亲之。徒利而不爱，则众至而不亲；徒爱而不利，则众亲而不至。爱施俱行，则说君臣、说朋友、说兄弟、说父子。爱施所设，四固不能守。故曰：“说在爱施。”
凡是民众，对他们爱护，他们就亲近；为他们谋利益，他们就归附。因此，明君实行福利措施来招引他们，表明爱护之意来亲近他们。只谋利而不爱护，民众就归附而不亲近；只爱护而不谋利，民众就亲近而不肯归附。爱与利兼而行之，那就君臣喜悦，朋友喜悦，兄弟喜悦，父子喜悦了。爱、利兼行的结果，在战时，敌国的四境虽固都不能据守。所以说：“悦众在爱施。”
凡君所以有众者，爱施之德也。爱有所移，利有所并，则不能尽有。故曰：“有众在废私。”
凡国君之所以能赢得民众拥护，是因为有爱民和施利于民的德惠。爱民之心若是有了改变，对于财利若是有所吞并，就不能完全赢得民从了。所以说：“有众在废私。”
爱施之德虽行而无私，内行不修，则不能朝远方之君。是故正君臣上下之义，饰父子兄弟夫妻之义，饰男女之别，别疏数之差，使君德臣忠，父慈子孝，兄爱弟敬，礼义章明。如此则近者亲之，远者归之。故曰：“召远在修近。”
君主虽有爱民和施利的德惠，并且也没有偏私之处，但君主的个人操行不好，也是不配朝会远方君主的。因此要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，整顿家庭之间的名分，整饬男女的分别，区别亲疏远近的不同，使君德臣忠，父慈子孝，兄爱弟敬，礼义彰明显著，这样，近处的民众都来亲近，远国的民众也来归附。所以说：“召远在修近。”
闭祸在除怨，非有怨乃除之，所事之地常无怨也。凡祸乱之所生，生于怨咎；怨咎所生，生于非理。是以明君之事众也必经，使之必道，施报必当，出言必得，刑罚必理。如此则众无郁怨之心，无憾恨之意，如此则祸乱不生，上位不殆。故曰：“闭祸在除怨也。”
关于“闭祸在除怨”，不是说有了怨才去清除，而是要保持所在之地经常不发生人怨。凡是祸乱的发生，乃生于怨咎；怨咎所生，生于非理。因此，明君管理民众一定要有原则，使役他们一定要有道德，施予报酬一定要恰当，说话一定要正确，刑罚一定要合理。这样，民众就没有郁怨之心，也没有憾恨之意了。这样祸乱就不会发生，君主地位也不至陷于危险。所以说：“闭祸在除怨。”
凡人君所以尊安者，贤佐也。佐贤则君尊、国安、民治，无佐则君卑、国危、民乱。故曰：“备长存乎任贤。”
凡人君所以能保持尊严而安定，在于有贤的佐臣。佐臣贤，则君主尊严，国家安定，人民得治；得不到贤的佐臣，则君主卑辱，国家危殆，人民叛乱。所以说：“备长在乎任贤”。
凡人者，莫不欲利而恶害，是故与天下同利者，天下持之；擅天下之利者，天下谋之。天下所谋，虽立必隳；天下所持，虽高不危。故曰：“安高在乎同利。”
人，没有不爱利恶害的。因此，与天下人同利的，天下人就拥护他；独占天下利益的，天下人就图谋他。天下人所图谋的，地位虽然确立也必然倒台；天下人所拥护的，地位虽然尊高也没有危险。所以说：“安高在乎同利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