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昭阳作噩，尽屠维单阏，凡七年。
起（癸酉，公元前四八年），止（己卯，公元前42年），一共七年。
孝元皇帝上初元元年（癸酉，公元前四八年）
春，正月，辛丑，葬孝宣皇帝于杜陵；赦天下。
春季，正月四日，孝宣皇帝刘洵被安葬在杜陵；大赦天下。
三月，丙午，立皇后王氏，封后父禁为阳平候。
三月十日，汉元帝刘奭封王政君为皇后，封王政君老父王禁为阳平候。
以三辅、太常、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；赀不满千钱者，赋贷种、食。
刘奭 下诏：把三辅、太常、各郡各封国公田及 皇家林苑的节余经费跟产物赈济贫民，帮助创业；家产不满一千钱的，供给或借贷种子、食粮。
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。
刘奭封外祖父平恩戴侯许广汉同胞弟弟的儿子许嘉为平恩侯。
夏，六月，以民疾疫，令太官损膳，减乐府员，省苑马，以振困乏。
夏季，六月，传染病流行，刘奭命御厨房减少菜饭，减少音乐部的官员，减少皇家马匹，救济难民。
秋，九月，关东郡、国十一大水，饥，或人相食；转旁郡钱谷以相救。
秋季，九月，函谷关以东十一个郡与封国，大水成灾，发生大饥荒，有些地方，人民互相残杀，煮吃对方尸体，汉政府转运其它郡、其它封国的粮食救济。
上素闻琅邪王吉、贡禹皆明经洁行，遣使者征之。吉道病卒。禹至，拜为谏大夫。上数虚已问以政事，禹奏言：“古者人君节俭，什一而税，亡它赋役，故家给人足。高祖、孝文、孝景皇帝，宫女不过十馀人，厩马百馀匹。后世争为奢侈，转转益甚；臣下亦相放效。臣愚以为如太古难，宜少放古以自节焉。方今宫室已定，无可奈何矣；其馀尽可减损。故时齐三服官，输物不过十笥；方今齐三服官，作工各数千人，一岁费数巨万，厩马食粟将万匹。武帝时，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，以填后宫。及弃天下，多藏金钱、财物，鸟兽、鱼鳖凡百九十物；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。至孝宣皇帝时，陛下恶有所言，群臣亦随故事，甚可痛也！故使天下承化，取女皆大过度，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，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，是以内多怨女，外多旷夫。及众庶葬埋，皆虚地上以实地下。其过自上生，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。唯陛下深察古道，从其俭者。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，三分去二；择后宫贤者，留二十人，馀悉归之，及诸陵园女无子者，宜悉遣；厩马可无过数十匹，独舍长安城南苑地，以为田猎之囿。方今天下饥馑，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！天生圣人，盖为万民，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。”天子纳善其言，下诏，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；太仆减谷食马；水衡省肉食兽。
元帝早就听说琅邪郡（郡治今山东诸城市）的王吉、贡禹全都精通儒家五经，德行廉洁，特派使节把二人征召到长安（西漢都城，今陕西西安市）。王吉在途中病逝。贡禹到了之后，被任命当谏议大夫。元帝屡次谦恭地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。贡禹说：“古时候，君王都很节约，因而用度也很有限，除了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外，没有其它赋税遥役，所以家家户户都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。高帝、孝文、孝景皇帝，宫女不过十多人，御马不过百余匹。但是后世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，恶性发展，就越来越严重了。上行下效，臣属也跟着奢侈。我愚昧地认为完全仿效太古，当然困难，但至少也应效法近代祖先的事迹。现在，宫殿的兴建，告一段落，已经无可奈何了，而其它的开支，应尽量减少。从前设立在齐国（封国都城位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）的皇家织造厂，每年为皇家织造的衣裳，不过十个竹箱。而今，所属的三座织造厂，每厂工人都有数千人，每年消耗亿万钱之巨。而吃粮食的皇家御马，已达一万余匹。武帝时，又收取美女数千人，用来填满不断增加的皇宫。等到皇帝驾崩，陪葬的金钱，财物、乌兽、鱼鳖多达一百九十种。而把所有的美女，送到墓园，看守坟墓。先帝的陪葬物也是如此，只以陛下身为人子，不便更改。官员也乐于援照前例，至为痛惜。“至尊如此，在下位的人受到影响。一个男人所拥有的妻妾，人多数都超过常态。王侯贵族的姬妾有的多到数百人，富豪官员甚至小史小民，有的仅歌女就数十人。内多怨女，而无法娶到妻子的男人，自然跟着增多。至于陪葬，天下莫不把金钱财宝，随着遗体埋入地下。这种过失，应由上面负责，全是大臣们一切援例的结果。“我建议陛下，查考古人道理，遵循节约正途，减少御车、衣服、器物的开支——减去三分之二。皇宫美女，只留下二十人，其余的全部送回她们自己的家。凡在陵园的美女以及凡没有生子女的，都应释放。御马不要超过十匹。只留下上林苑（位于京城长安周边的皇家园林）南部地区，作为打猎之用，其它的全部发还给人民。而今，天下陷于严重的饥馑荒年，难道不应该急切地缩小支出，用做拯救困苦的人民，回报天意?上天设立君王是要为人民谋福利，不是为他一个人自己享乐。”元帝采纳贡禹的建议，下诏：凡是皇帝很少前往的宫殿以后不再修理。让太仆（九卿之一，掌管皇家车马）减少御用马匹，水衡官员减少供应皇帝观赏或打猎用的野兽。
臣光曰：忠臣之事君也，责其所难，则其易者不劳而正；补其所短，则其长者不劝而遂。孝元践位之初，虚心以问禹，禹宜先其所急，后其所缓。然则优游不断，谗佞用权，当时之大患也，而禹不以为言；恭谨节俭，孝元之素志也，而禹孜孜而言之，何哉！使禹之智足不以知，乌得为贤！知而不言，为罪愈大矣！
臣司马光说：忠臣侍奉君王，应要求君王去做较为困难的事。那么，较容易的事用不着费多大力气，便可纳入正规。只要能弥补短缺，长度过分的地方，自然修正。元帝刚刚即位，向贡禹虚心请教，贡禹应该先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着手，而把次要的事情，留在第二步。优柔寡断，邪恶之辈掌握权柄，正是当时最严重的忧患，贡禹不在这方面发言。谨慎节约，正是元帝所具有的，贡禹却煞有介事提出建议，原因何在?假使他的智慧连这都不知道，怎么可称贤能?假使他知道却不肯说，罪就更大。
匈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，言民众困乏。诏云中、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之。
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再次向朝廷上书，说他们的民众贫困窘迫。元帝下诏从云中郡、五原郡划拨二万斛粮食支援他们。
是岁，初置戊己校尉，使屯田车师故地。
这一年，漢朝第一次设立戊己校尉，负责在原车师国的地方屯田驻军。
孝元皇帝上初元二年（甲戌，公元前四七年）
春，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郊泰畤。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，前将军萧望之、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。望之名儒，与堪皆以师傅旧恩，天子任之，数宴见，言治乱，陈王事。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、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，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。四人同心谋议，劝导上以古制，多所欲匡正；上甚乡纳之。史高充位而已，由此与望之有隙。
春季，正月，元帝前往甘泉宫，祭祀天神。乐陵侯史高以外戚的缘由主管尚书台事宜，前将军萧望之、光禄大夫周堪，作他的副手。萧望之是当时著名的大儒，与周堪曾担任过元帝的老师，情谊很深。元帝对二人很信任，屡次宴请接见二人，谈论历代的安危兴衰，陈述国家的大政方针。萧望之推荐皇族出身，精通儒家经典，品行纯正的散骑、谏大夫刘更生，兼任给事中，又推荐侍中金敞，同在元帝之右，纠正元帝的过失。四人同心合力，筹谋商议，规劝引导元帝实行古代制度，打算多方纠正政治上的失误，元帝对此心意向往，且纳用其言。史高不过在高位上充数罢了，因此跟萧望之有了嫌隙。
中书令弘恭、仆射石显，自宣帝时久典枢机，明习文法；帝即位多疾，以显久典事，中人无外党，精专可信任，遂委以政，事无小大，因显白决，贵幸倾朝，百僚皆敬事显。显为人巧慧习事，能深得人主微指，内深贼，持诡辩，以中伤人，忤恨睚眦，辄被以危法；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，议论常独持故事，不从望之等。
中书令弘恭、仆射石显，从宣帝时代，就长期掌管中枢机要，熟悉法令条文。元帝即位后，常常患病。因为石显长期担任要职，又是宦宫，无婚姻之家，少骨肉之亲，在朝廷中没有党羽，精明干练，可以信任，于是就把大权托会给他。朝廷事无大小，都通过石显转奏，再由皇帝裁断。石显的权势，超越所有朝臣，文武百官，都对他恭敬地侍奉。石显为人，灵巧聪明，通晓事理，很能领会元帝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旨意。他心肠阴险狠毒，以似是而非的狡辩，诬陷他人，任何一点小小的怨恨，就会被他滥用法律加害。他跟车骑将军史高相勾结，在讨论国家大事时，常坚持奉行旧制度，不接受萧望之等人的主张。
望之等患苦许、史放纵，又疾恭、显擅权，建白以为：“中书政本，国家枢机，宜以通明公正处之。武帝游宴后庭，故用宦者，非古制也。宜罢中书宦官，应古不近刑人之义。”由是大与高、恭、显忤。上初即位，谦让，重改作，议久不定，出刘更生为宗正。
萧望之等人憎恶许嘉、史高的骄奢，又痛恨弘恭、石显的专权，于是向元帝建议：“中书是传宣诏书的地方，位居朝廷中枢，掌管机要，应该由光明正大的人士担任那里的工作。武帝因为常在后宫宴饮欢乐，才改用宦官，这不是古代的制度。请解除宦官兼任中书官职的规定，这才符合古代君主不接近因受刑罚致残之人的礼制。”这项建议激化了萧望之与史高、私恭、石显的矛盾。而元帝刚即位不久，谦让谨慎，不想轻易改变祖先的安排。所以这件事久议不决，最后还是把刘更生由中朝调出，改任外朝官宗正。
望之、堪数荐名儒、茂材以备谏官，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，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，及言许、史弟子罪过。章视周堪，堪白：“令朋待诏金马门。”朋奏记望之曰：“今将军规抚，云若管、晏而休，遂行日昃，至周、召乃留乎？若管、晏而休，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，没齿而已矣。如将军兴周、召之遗业，亲日昊之兼听，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！”望之始见朋，接待以意；后知其倾邪，绝不与通。朋，楚士，怨恨，更求入许、史，推所言许、史事，曰：“皆周堪、刘更生教我；我关东人，何以知此！”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。朋出，扬言曰：“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，大罪一。”待诏华龙行污秽，欲入堪等，堪等不纳，亦与朋相结。
萧望之、周堪多次向元帝推荐著名学者和秀才，作为谏官人选。会稽郡人郑朋试图投靠萧望之，于是上书元帝，揭发车骑将军史高派遣门客到各地营私，以及许、史两大家族子弟的罪恶。元命把这份奏拿章给周堪过目，周堪建议说：“命令郑朋在金马门等待召见。”郑朋遂上一份签呈给萧望之，说：“现在将军为国家谋划法制，只不过当个管仲、晏婴，便心满意足?还是忙得过了中午才吃饭，直追周公、召公的勋业才停止？如果目标不过是当管仲、晏婴，那么我马上将回到故乡延陵，去看守祖先的坟墓，以终天年。如果在于复兴周公、召公留下的事业，那么我也许愿意竭尽小小的力量，奉献给你！”萧望之开始接见郑朋，推心置腹相待。可是不久就看出他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邪恶之徒，与他断绝了往来。郑朋是楚地土人，由失望而怨恨，于是就改而投靠许嘉、史高。对他过去所做的事解释说：“那都是周堪、刘更生教唆我干的，我远在函谷关以东，怎么知道朝廷里的事？”侍中许章，于是奏请元帝亲自召见郑朋。在跟元帝对话后，郑朋出了皇宫，宣称：“我向圣上检举萧望之有五项小过，一项大罪。”待诏华龙，品行恶劣，也想加入周堪等人组成的派系，周堪等不肯接纳。华龙就与郑朋勾结在一起。
恭、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，疏退许、史状，候望之出休日，令朋、龙上之。事下弘恭问状，望之对曰：“外戚在位多奢淫，欲以匡正国家，非为邪也。”恭、显奏：“望之、堪、更生朋党相称举，数谮诉大臣，毁离亲戚，欲以专擅权势。为臣不忠，诬上不道，请谒者召致廷尉。”时上初即位，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，可其奏。后上召堪、更生，曰：“系狱。”上大惊曰：“非但廷尉问邪！”以责恭、显，皆叩头谢。上曰：“令出视事。”恭、显因使史高言：“上新即位，未以德化闻于天下，而先验师傅。即下九卿、大夫狱，宜因决免。”于是制诏丞相、御史：“前将军望之，傅朕八年，无它罪过。今事久远，识忘难明，其赦望之罪，收前将军、光禄勋印绶；及堪、更生皆免为庶人。”
弘恭、石显命令郑朋、华龙联合控告萧望之等密谋罢黜车骑将军史高，使圣上疏远许、史两大家族。等到萧望之休假那天，郑朋、华龙把奏章呈递。元帝交付弘恭查办。在询问萧望之时，萧望之回答说：“外戚身居高位，大多荒淫奢侈，我期望圣上疏远他们，是为了扶正国家，并没有邪恶的意念。”在取得口供后，弘恭、石显联合上奏说：“萧望之、周堪、刘更生，结党营私，互相称许推荐，多次诋毁国家重臣，离间陛下的骨肉至亲，图谋控制朝廷，独揽权势。作为一个臣子是不忠。陷陛下于不义是无道。请派谒者把全案移送廷尉”当时元帝即位不久，不了解移送廷尉是关进监狱，于是就批准了奏请。后来，元帝要召唤周堪、刘更生，左右回答说：“他们已被逮捕关押。元帝大惊说：“不是说廷尉仅仅问话呀？”责备弘恭、石显，二人都叩头请罪。元帝说：“快请他们出来办公！”弘恭、石显唆使史高对元帝说：“陛下刚刚即位，没有以德感人而闻名全国，就用法律处理师傅。既然已把九卿、大夫级官员下狱，也不好再让他们官复原职，不如就此将他们免职。”元帝于是下诏给丞相、御史前将军萧望之，作过我八年的师傅，没有其它罪过，只因年纪已老，记忆力减退，赦免他的罪过，撤销他的前将军、光禄勋职务，而周堪、刘更生一律贬为庶人。
二月，丁巳，立弟竟为清河王。
戊午，陇西地震，败城郭、屋室，压杀人众。
戊午日，陇西郡发生地震。城墙、房屋毁坏，压死很多人。
三月，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。
三月，元帝册封原广陵厉王的儿子刘霸承袭他父王的爵位。
诏罢黄门乘舆狗马，水衡禁囿、宜春下苑、少府佽飞外池、严籞池田假与贫民。又诏赦天下，举茂材异等、直言极谏之士。
元帝颁布诏令：撤销黄门所管理的御车、御狗、御马。水衡都尉所属的皇家花园，宜春宫所属的御花园，少府所属的皇家佽飞外池，以及皇家弋射鸟苑中的田地，统统租订给贫民耕种。又大赦天下，命有关部门推荐优秀人才和有特别能力的人，以及直言进谏人士。
夏，四月，丁巳，立子骜为皇太子。待诏郑朋荐太原太守张敞，先帝名臣，宜傅辅皇太子。上以问萧望之，望之以为敞能吏，任治烦乱，材轻，非师傅之器。天子使使者征敞，欲以为左冯翊，会病卒。
夏季，四月，元帝赐封刘骜为皇太子。待诏郑朋推荐太原郡太守张敞，是先帝时代有名的重臣，可以做皇太子的师傅并辅佐皇太子。元帝询问萧望之，征求他的食见。萧望之认为张敞是一位能干的官员，可以胜任治理头绪繁杂纷乱的工作，但是行为轻佻，不具备师傅的器量和资质。元帝于是改变主意，征召张敞，准备任命他为左冯翊。不巧张敞因病去世。
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，给事中，朝朔望。
元帝赐萧望之封爵关内侯，兼给事中，每月初一、十五日朝见。
关东饥，齐地人相食。
秋，七月，己酉，地复震。
上复征周堪、刘更生，欲以为谏大夫；弘恭、石显白，皆以为中郎。
元帝再次征召周堪、刘更生，准备任命他们当谏大夫。弘恭、石显从中作梗，元帝于是改命三人当中郎。
上器重萧望之不已，欲倚以为相；恭、显及许、史子弟、侍中、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。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，言“地震殆为恭等，不为三独夫动。臣愚以为宜退恭、显以章蔽善之罚，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。如此，则太平之门开，灾异之愿塞矣。”书奏，恭、显疑其更生所为，白请考奸诈，辞果服；遂逮更生系狱，免为庶人。
元帝一直非常尊重萧望之，想请他担任丞相。弘恭、石显，与许史两大家族的子弟，以及侍中、诸曹，都嫉妒萧望之等人。而这时刘更生指使他的外亲，就地震灾难，上书说：“地震发生，大概是针对弘恭等来的，而不是因为三个老匹夫。我非常愚昧，但我认为，应该罢黜弘恭、石显，以示对于压制善良的惩罚。应该进升萧望之等，以便疏通贤能上进的道路。如果是这样，则天下太平的大门洞开，自然灾害的泉源也就阻塞了。”奏章呈上之后，弘恭、石显怀疑是刘更生干的，要求元帝准许追究其中的奸诈真相。据查，果然受到刘更生指使，于是逮捕刘更生，囚禁于牢狱，免官，贬为平民。
会望之子散骑、中郎亻及亦上书讼望之前事，事下有司，复奏：“望之前所坐明白，无谮诉者，而教子上书，称引亡辜之诗，失大臣体，不敬，请逮捕。”弘恭、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，不诎辱，建白：“望之前幸得不坐，复赐爵邑，不悔过服罪，深怀怨望，教子上书，归非于上，自以托师傅，终必不坐，非颇屈望之于牢狱，塞其怏怏心，则圣朝无以施恩厚。”上曰：“萧太傅素刚，安肯就吏！”显等曰：“人命至重，望之所坐，语言薄罪，必无所忧。”上乃可其奏。冬，十二月，显等封诏以付谒者，敕令召望之手付。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。使都至，召望之。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硃云，云者，好节士，劝望之自裁。于是望之仰天叹曰：“吾尝备位将相，年逾六十矣，老入牢狱，苟求生活，不亦鄙乎！”字谓云曰：“游，趣和药来，无久留我死！”竟饮鸠自杀。天子闻之惊，拊手曰：“曩固疑其不就牢狱，果然杀吾贤傅！”是时，太官方上昼食，上乃却食，为之涕泣，哀动左右。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，皆免冠谢，良久然后已。上追念望之不忘，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，终帝之世。
恰好萧望之的儿子散骑、中郎萧伋也上书为其父呼冤。奏章交付给有关部门。有关部门复查后上奏说：“萧望之以前被指控的罪证很明确，并不是诬告陷害。他却教唆儿子，向陛下上书，引用《诗经》上关于无罪的诗篇。有失大臣的体面，大不敬，请逮捕审讯。”弘恭、石显等了解萧望之平素气节高尚，不可能接受下狱的屈辱，因此建议说：“萧望之侥幸没有牵连进前案中去，而又得赐爵位封邑，他不悔过认罪，反而满腹牢骚，教唆儿子上书，把过失推到陛下身上。自以为是陛下的师傅，无论怎么都不会治罪。如果不用监狱的痛苦抑制他的骄傲自信，那么陛下就再也无法施厚恩于臣子了!”元帝说：“萧师傅素来性情刚烈，怎么肯去坐牢?”石显等人说：“人，谁不看重性命，而萧望之被指控的，不过语言上的轻罪，必定不会有任何意外。”元帝于是同意奏请。冬季，十二月，石显等把诏书封好，交给谒者，令今让萧望之亲自拆封。同时下令太常迅速调发执金吾所属部队，包围萧望之住宅。谒者到了萧宅，召唤萧望之。萧望之就此问他的学生鲁国人朱云，朱云崇尚节操，建议萧望之自杀。萧望之仰天长叹：“我曾经立于丞相之列，而今年纪已超过六十。这么老的年纪被关进监狱，去苟且求生，岂不鄙贱?”遂呼唤朱云的字说：“游，快把药和好，不要延长我等死的时间！”于是饮下鸩酒，自杀身死。元帝接到报告，大为震惊。拍案说：“我本来就怀疑他不会去坐牢，果然杀了我的好师傅。”这时，内官正呈上午餐，元命拒不进食，泪流满面，悲哀感动了旁边的人。于是召唤石显等责问，石显等承认当初判断错误，都摘掉官帽，叩头请罪，过了很久，事情才算了结。元帝追思哀悼萧望之，不能忘情，每年四季都派使节去他坟墓前祭祀，直到自己去世方止。
臣光曰：甚矣孝元之为君，易欺而难寤也！夫恭、显之谮诉望之，其邪说诡计，诚有所不能辨也。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，恭、显以为必无忧。已而果自杀，则恭、显之欺亦明矣。在中智之君，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！孝元则不然。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，而终不能诛恭、显，才得其免冠谢而已。如此，则奸臣安所惩乎！是使恭、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。
臣司马光说：元帝这位君王，太奇怪了，容易受欺骗，而又难以醒悟。弘恭、石显诬陷萧望之，其阴谋诡计，诚然有时候很难分辨。然而，元帝开始已经怀疑萧望之不会愿意入狱，弘恭、石显，却以为不必担心出现意外，不久果然自杀，则弘恭、石显的欺诈，已至为明显。即令是中等智慧的君王，也会情绪激动，勃然大怒，给奸邪的臣子以应得的惩罚。而元帝则不然，虽然以痛哭流涕、拒不进食来哀悼师傅，却终究不能杀掉弘恭、石显，只不过使他们脱下官帽，跪下请罪而已。如此，奸臣又怎么惩治呢？这正是导致弘恭、石显肆意妄为，毫无忌惮的原因所在。
是岁，弘恭病死，石显为中书令。
初，武帝灰南越，开置珠厓、儋耳郡，在海中洲上，吏卒皆中国人，多侵陵之。其民亦暴恶，自以阻绝，数犯吏禁，率数年壹反，杀吏；汉辄发兵击定之。二十馀年间，凡六反。至宣帝时，又再反。上即位之明年，珠厓山南县反，发兵击之。诸县更叛，连年不定。上博谋于群臣，欲大发军。待诏贾捐之曰：“臣闻尧、舜、禹之圣德，地方不过数千里，西被流沙，东渐于海，朔南暨声教，言欲与声教则治之，不欲与者不强治也。故君臣歌德，含气之物各得其宜。武丁、成王、殷、周之大仁也，然地东不过江、黄，西不过氐、羌，南不过蛮荆，北不过朔方，是以颂声并作，视听之类咸乐其生，越裳氏重九译而献，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。以至于秦，兴兵远攻，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。孝文皇帝偃武行文，当此之时，断狱数百，赋役轻简。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，天下断狱万数，赋烦役重，寇贼并起，军旅数发，父战死于前，子斗伤于后，女子乘亭障，孤儿号于道，老母、寡妇饮泣巷哭，是皆廓地泰大，征伐不休之故也。今关东民众久困，流离道路。人情莫亲父母，莫乐夫妇；至嫁妻卖子，法不能禁，义不能止，此社稷之忧也。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，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，快心幽冥之地，非所以救助饥馑，保全元元也。诗云：‘蠢尔蛮荆，大邦为雠。’言圣人起则后服，中国衰则先畔，自古而患之，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！骆越之人，父子同川而浴，相习以鼻饮，与禽兽无异，本不足郡县置也。颛颛独居一海之中，雾露气湿，多毒草、虫蛇、水土之害；人未见虏，战士自死。又非独珠厓有珠、犀、玳瑁也。弃之不足惜，不击不损威。其民譬犹鱼鳖，何足贪也！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，暴师曾未一年，兵出不逾千里，费四十馀万万；大司农钱尽，乃以少府禁钱续之。夫一隅为不善，费尚如此，况于劳师远攻，亡士毋功乎！求之往古则不合，施之当今又不便，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，《禹贡》所及，《春秋》所治，皆可且无以为。愿遂弃珠厓，专用恤关东为忧。”上以问丞相、御史。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，丞相于定国以为：“前日兴兵击之连年，护军都尉、校尉及丞凡十一人，还者二人，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，费用三万万馀，尚未能尽降。今关东困乏，民难摇动，捐之议是，”上从之。捐之，贾谊曾孙也。
起初，漢武帝吞并南越，在海南岛上，开始设置珠崖郡、儋耳郡。官吏以及士兵，全是由中原派去的漢人。多有侵夺排挤当地土著的事。而土著人也很强悍，认为海南岛隔绝在大海之外，所以无视法令，不断起来暴乱。大约每隔几年，就起事一次，杀害官吏。漢朝每次都出动军队，予以平定。二十余年之间，共发生过六次起事。到宣帝在位期间，又有两次起事。元帝即位的第二年，珠崖郡山南县发生起事，漢朝出兵镇压。而其它各县也跟着叛乱，接连数年，不能平定。元帝广泛征求大臣的意见，准备出动大军镇压。待诏贾捐之说：“我曾经听说，尧、舜、禹这些圣明有德的君王，其版图的范围，不过数千方里。西接流沙，东滨大海，朔方以南都是中国声威和教化普及的地区。声明：愿接受中国声威和教化的，中国就去治理；不愿接受中国声威和教化的，中国决不强迫。因此君王和臣子，都有德可以歌颂，凡有生命的动物，都得到它们的需要。武丁、成王，是商王朝和周王朝至仁的君王，然而版图东方不过到达江国、黄国，西方不过到达氐、羌二部落，南方不过到达荆蛮之地，北方不过到达朔方。目此颂扬的声音遍起，凡是会听会看的生物，都乐于生存。越裳部落经过九重翻译，而向中国进贡，这不是兵力可以得到的。后来到了秦王朝，出动军队远征，贪功于千万里之外，却使国内的防卫虚弱，天下背叛，期廷崩溃。到了漢文帝时，停息武备，修明文教，在那个时代，审理和判决的案件，不过几百起，赋税和徭役，少而简单。到了漢武帝时，磨好武器，喂饱战马，用以打击东西南北四方夷族，审理和判决的案件，多达几万起，赋税频繁，徭役沉重。农民起事，如火如荼，而大军不断出击，作父亲的刚刚在前方战死，做儿子又相继为战事而负伤。女人守卫边塞的堡垒，孤儿在道路上啼哭，老母、寡妇在破陋的小巷里泪流满面，吞声而哭。这都是开拓的疆土太大，战争不能停止的原因。而现在，函谷关以东人民，长期困穷，流离失所。人情，最亲莫过于父母，最乐莫过于夫妇。到了卖妻子、卖儿女，法律不能禁止，道义无法责备的地步，这是国家的忧患啊。现在陛下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，准备驱使壮士，把他们推入大海之中，在那个蛮荒错暗的孤岛上，显示威力，这不是拯救饥馑，保全百姓的好方法。《诗经》说：「愚蠢的荆蛮人，竟敢与大国为敌。」意思是说：圣人出现，各族自然归服，中国衰落，各族首先背叛。从古代起，担忧的就是这个，何况更在荆蛮部落南方万里之外的各蛮族呢？骆越的黎民，父亲与儿子同在一条河里洗澡，习惯上都用鼻子饮水，与禽兽没有什么不同，本来没有条件设置郡县。单独地孤悬在大海之中，雾大露重，气候潮湿，多有毒草、毒虫、毒蛇，以及水土灾害。还没有看见敌人，战士已经病死。而且，也并不是只有珠崖郡才出产珍珠、犀牛、玳瑁。抛弃它，一点也不可惜。不加征伐，一点不损损喜朝廷的威望。那里的百姓好象鱼鳖，不值得争取。我私下再用以前平定西羌叛乱的军事行动作为例证。军队在前线作战，还不满一年，而战场距京师长安，还没有超过一千里，军费已达四十余亿。大司农所辖国库积累，全部用光，更动用少府征收的山海池泽之税。解决一个角落的问题，费用还这么多，何况长途跋涉，攻击故人?只会造成伤亡，不可能有功。从古代寻找同类的事，则找不到。在现代干这类事，害处如此。我很愚蠢，认为那些不懂得文明礼教的国家，《禹贡》谈到的地方，《春秋》所载治理的地方，都可以放到一边。因此建议：放弃珠崖郡，专心救济函谷关以东的受灾饥民，排除国家的忧患。”元帝询问丞相、御史。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当出击。丞相于定国认为：“朝廷连年发兵出击珠崖郡叛变的结果，护军都尉、校尉和丞，共十一人，只有二人生还，战士和转运粮草的人，死亡达万人以上，费用达三亿多钱，还不能全都平服。而今函谷关以东又遭灾荒，严重缺粮，民心动摇，贾捐之的建议是正确的，应予采纳。”元帝批准。贾捐之是贾谊的曾孙。
孝元皇帝上初元三年（乙亥，公元前四六年）
春，诏曰：“珠厓虏杀吏民，背畔为逆。今廷议者或言可击，或言可守，或欲弃之，其指各殊。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，羞威不行，则欲诛之；狐疑辟难，则守屯田；通于时变，则忧万民。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，危孰大焉？且宗庙之祭，凶年不备，况乎辟不嫌之辱哉！今关东大困，仓库空虚，无以相赡，又以动兵，非特劳民，凶年随之。其罢珠崖郡，民有慕义欲内属，便处之；不欲，勿强。”
春季，元帝颁诏：“珠崖郡匪徒杀害官吏人民，背叛国家。在朝廷会议上，臣僚们有的主张镇压，有的主张坚守城池，有的主任放弃，意见不同。我日夜思考他们的意见：为了维护朝廷的威严，只有诛杀。为了长期相持，只有实行屯田。通达时局的变迁，则忧虑民众的处境，现在的问题是，人民饥馑，与不讨伐远方蛮族的叛乱，哪一个危险大?连朕祭祀祖先处所的祭品，都因荒年的缘由不能全备，何况边境上小小的羞辱挫败？现在函谷关以东人民正逢困难，仓库空虚，无法维持生活，如果再征集丁壮作战，不仅使人民疲劳，而且还要发生荒年。现在决定撤销珠崖郡，百姓有向慕仁义，愿意迁到中国内地的，可以随处定居。不愿意迁移的，不要勉强。”
夏，四月，乙末晦，茂陵白鹤馆灾；赦天下。
夏，旱。
立长沙炀王弟宗为王。
长信少府贡禹上言：“诸离宫及长乐宫卫，可减其太半以宽繇役。”六月，诏曰：“朕惟烝庶之饥寒，远离父母妻子，劳于非业之作，卫于不居之宫，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。其罢甘泉、建章宫卫，令就农。百宫各省费。条奏，毋有所讳。”
长信少府贡禹上书建议：“各离宫跟长乐宫的警卫部队，可以减少大半，用以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。六月，元帝下诏：“朕顾念到民众饥寒，远离父母妻子，从事不是他们本行的工作，保卫君王不常居住的宫殿，恐怕不是促进阴阳合和的办法。现在，撤销甘泉、建章两宫的守卫部队，命令他们回乡务农。朝廷官员应在节约经费上，提出方案奏报，不要有所忌讳。”
是岁，上复擢周堪为光禄勋，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、给事中，大见信任。
本年，元帝又提拔周堪任光禄勋。周堪的学生张猛为光禄大夫，兼给事中，大受信任。
孝元皇帝上初元四年（丙子，公元前四五年）
春，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效泰畤。三月，行幸河东，祠后土；赦汾阴徒。
春季，正月，元帝前往甘泉宫，祭祀天神。三月，前往河东郡，祭祀大地之神，赦免在后土庙的所在地汾阴服刑的犯人。
孝元皇帝上初元五年（丁丑，公元前四四年）
春，正月，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。三月，上行幸雍，祠五畤。
春季，正月，擢升周子南君姬延年为周承休侯。三月，元帝到雍城，祭祀五方上帝。
夏，四月，有星孛于参。
上用诸儒贡禹等之言，诏太官毋日杀，所具各减半；乘舆秣马，无乏正事而已。罢角抵、上林宫馆希御幸者、齐三服官、北假田官、盐铁官、常平仓。博士弟子毋置员，以广学者。令民有能通一经者。皆复。省刑罚七十馀事。
元帝采用儒家学者和贡禹等人的建议，下令：大官不要每天都宰杀牡畜，供应的伙食，减少一半。皇帝使用的御车御马，只要维持驾供祭把、春猎等正常使用就够了。撤销角抵这种表演游戏，释放位于上林苑的宫殿馆舍内很少有机会同皇帝见面的宫女，撤销位于齐郡的三座织造厂，放弃北假一带皇家农田，撤销盐铁官，撤销常平粮仓，博士弟子的名额不加限制，黎民对儒家经典，能精道其中任何一经的，都免除赋税徭役。废除刑罚七十余项判例。
陈万年卒。六月，辛酉，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。禹前后言得失书数十上，上嘉其质直，多采用之。
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。六月辛酉，提拔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。贡禹曾前后数十次上书，对元帝的得失进行规劝。元帝赏识他的坦率正直，多数都予采纳。
匈奴郅支单于自以道远，又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，困辱汉使者乾江乃始等；遣使奉献，因求侍子。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，御史大夫贡禹、博士东海匡衡以为：“郅支单于乡化末醇，所在绝远，宜令使者送其子，至塞而还。”吉上书言：“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，今既养全其子十年，德泽甚厚，空绝而不送，近从塞还，示弃捐不畜，使无乡从之心，弃前恩，立后怨，不便。议者见前江乃无应敌之数，智勇俱困，以致耻辱，即豫为臣忧。臣幸得建强汉之节，承明圣之诏，宣谕厚恩，不宜敢桀。若怀禽兽心，加无道于臣，则单于长婴大罪，必遁逃远舍，不敢近边。没一使以安百姓，国之计，臣之愿也。愿送到庭。”上许焉。既到，郅支单于怒，竟杀吉等；自知负汉，又闻呼韩邪益强，恐见袭击，欲远去。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，与诸翕侯计，以为：“匈奴大国，乌孙素服属之。今郅支单于困在外，可迎置东边，使合兵取乌孙而立之，长无匈忧矣。”即使使到坚昆，通语郅支。郅支素恐，又怨乌孙，闻康居计，大说，遂与相结，引兵而西。郅支人众中寒道死，馀财三千人。到康居，康居王以女妻郅支，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，康居甚尊敬郅支，欲倚其威以胁诸国。郅支数借兵击乌孙，深入至谷城，杀略民人，驱畜产去。乌孙不敢追。西边空虚不居者五千里。
匈奴郅支单于栾提呼屠吾斯认为他跟漢朝距离遥远，加之怨恨漢朝帮助呼韩邪单于栾提稽侯，而不帮助他，因此，使漢朝使节江乃始等陷于艰难屈辱之中。同时，派使节进贡，要求送还在漢朝当人质的儿子栾提驹于利受。朝廷商议派卫司马谷吉护送人质回国。御史大夫贡禹、博士东海郡人匡衡一致认为：“郅支单于对漢朝并没有心悦诚服，所居又在遥远绝域，我们的使节送他的儿子，送到边塞就可以回来了。”谷吉上书说：“漢朝对蛮族，有长期笼络和约束的关系，我们已经养育郅支单于的儿子十年之久，恩德很厚。如果不送他到家，而只送到边塞，那就显示出永远跟他断绝关系，使他无法再向往并从命漢朝。抛弃从前的恩德，却结下以后的怨仇，似不相宜！参与意见的人，鉴于江乃始缺乏对敌人应变的才能，智慧勇敢都无法施展，以致受到羞辱，事先替我担忧。我有幸手执大漢的旄节，承奉圣明的诏书，传布漢朝对匈奴深厚的恩德，预料郅支单于不敢无礼。如果狼子野心，加暴虐于我，那么，他就犯下了滔天大罪，必然逃得很远，不敢接近边塞。牺牲一个使节，而使普天下老百姓获得安宁，这是国家的利益所在，也是我个人的志愿。因此，我愿把郅支单于的儿子送到匈奴的王庭。”元帝批准了谷吉的请求。谷吉把郅支单子的儿子送到王庭，不料郅支单于以怨报德，竟杀害谷吉等人。他感到自己有负漢恩，又听说呼韩邪单于的势力正日益强盛，恐怕受到袭击，想向西迁移。恰恰在这个时候，康居王国不断受到乌孙王国的侵略，处境窘迫，康居王跟各翕侯商议，认为：「匈奴是一个大国，乌孙一向臣属于它。而今，郅支单于困处在国境之外，我们可以迎请他驻防东部边界，然后共同攻灭乌孙，由郅支单于当乌孙王。这样对匈奴的忧患也就可以永远解除了。”计议一定，就派使节到坚昆王国，晋见郅支单于，郅支单于一向恐惧，又怨恨乌孙王国，听到康居王国的计划，大喜，于是就与康居王国结盟，率领部队向西进发。途中，因天气寒冷，不少人被冻死，最后只剩下三千人。到达康居王国后，康居王把女儿嫁给郅支单于，郅支单于也把女儿嫁给康居王。康居对郅支单于非常尊敬，打算借匈奴的武力，威胁各邻国。郅支单于多次率领康居和匈奴联军，攻击乌孙王国。一度攻陷乌孙王国的都城赤谷城，屠杀及掳掠人民、财产、牲畜，乌孙王国无力反击，西部五千里广大地区，完全残破，无人居住。
冬，十二月，丁末，贡禹卒。丁已，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。
冬季，十二月丁未（初九），御史大夫贡禹去世。丁巳（十九日），提升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夫夫。
孝元皇帝上永光元年（戊寅，公元前四三年）
春，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郊泰畤。视毕，因留射猎。薛广德上书曰：“窃见关东困极，人民流离。陛下日撞亡秦之钟，听郑、卫之乐，臣诚悼之。今士卒暴露，从官劳倦，愿陛下亟反宫，思与百姓同忧乐，天下幸甚！”上即日还。
春季，正月，元帝前往甘泉宫，在郊外祭祀天神。祭祀完毕，就留那里举行围猎。薛广德上书说：“函谷关以东地区，困顿以达极点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而陛下却每天撞着被灭亡的秦国的大钟，听着郑国、卫国的音乐，我对此实在害怕。卫护陛下的大军，暴露在原野之上，随从的官员，疲劳困倦。希望陛下火速回宫，心里想着跟百姓同忧同乐。这样，才是天下的大福。”元帝当天即回到长安。”
二月，诏：“丞相、御史举质朴、敦厚、逊让、有行者，光禄岁以此科第郎、从官。”
二月，元帝下诏：“丞相、御史荐举质朴、忠厚、逊让、德行良好的四类人士，光禄勋每年比照这四项要求考核郎官和从官，按成绩排列等第。”
三月，赦天下。
雨雪、陨霜，杀桑。秋，上酎祭宗庙，出便门，欲御楼船。薛广德当乘舆车，免冠顿首曰：“宜从桥。”诏曰：“大夫冠。”广德曰：“陛下不听臣，臣自刎，以血污车轮，陛下不得入庙矣！”上不说。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：“臣闻主圣臣直。乘船危，就桥安，圣主不乘危。御史大夫言可听。”上曰：“晓人不当如是邪！”乃从桥。
雨雪交加，降霜，桑树落叶纷纷。秋季，元帝用重酿之酒祭祀祖庙，出便门，准备乘楼船。薛广德拦着皇家卫队，脱下官帽，叩头，说：“请走桥。”元帝传下话来，说：“请御史大夫戴上官帽！”薛广德说：“陛下如果不接受我的建议，我就在此自杀，用鲜血污染车轮，陛下就进不了祖庙啦！”元帝不高兴。负责开道的光禄大夫张猛说：“我说说主上圣明，臣子自然正直。坐船危险，而过桥却安全，圣明的君主不冒危险。御史大夫的话，可以听从！”元帝说：“劝告别人，应象这样把道理说清楚!”于是改从桥上走。
九月，陨霜杀稼，天下大饥。丞相于定国，大司马、车骑将军史高，御史大夫薛广德，俱以灾异乞骸骨。赐安车、驷马、黄金六十斤，罢。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。广德归，县其安车，以传示子孙为荣。
九月，严霜再降，毁掉农田庄稼，天下发生大的饥荒。丞相于定国，大司马、车骑将军史高，御史大夫薛广德，都因为这场天灾，引咎辞职。元帝批准，分别赏赐他们带有车厢的坐车、四匹马、黄金六十斤，罢了官。提升太子太傅韦玄成担任御史大夫。薛广德回到故乡，把皇上赏赐给他的安车悬挂起来，留传给子孙，以示荣幸。
帝之为太子也，从太中大夫孔霸受《尚书》。及即位，赐霸爵关内侯，号褒成君，给事中。上欲致霸相位，霸为人谦退，不好权势，常称“爵位泰过，何德以堪之！”御史大夫屡缺，上辄欲用霸；霸让位，自陈至于再三。上深知其至诚，乃弗用。以是敬之，赏赐甚厚。
元帝当太子的时候，跟太中大夫孔霸学习《尚书》。等到即位，封孔霸关内侯，号褒成君，兼给事中。元帝想请孔霸当丞相，可是孔霸为人谦逊退让，不喜爱权势，常说：“如果爵位太高贵，我的品德和能力都不能胜任！”御史大夫屡次空缺，元帝屡次都拟任命孔霸，孔霸坚决辞让，至于两次三次。元帝确知他出于诚心，才不再勉强，但因此对他更为尊敬，赏赐更加丰厚。
戊子，侍中，卫尉王接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。
九月戊子（二十四日），元命任命侍中、卫尉王接当大司马，兼车骑将军。
石显惮周堪、张猛等，数谮毁之。刘更生惧其倾危，上书曰：“臣闻舜命九官，济济相让，和之至也。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，故箫《韶》九成，凤皇来仪。至周幽，厉之际，朝廷不和，转相非怨，则日月薄食，水泉沸腾，山谷易处，霜降失节。由此观之，和气致祥，乖气致异，祥多者其国安，异众者其国危。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义也。今陛下开三代之业，招文学之士，优游宽容，使得并进。今贤不肖浑殽，白黑不分，邪正杂糅，忠谗并进；章交公车，人满北军，朝臣舛午，胶戾乖剌，更相谗诉，转相是非；所以营惑耳目，感移心意，不可胜载，分曹为党，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。正臣进者，治之表也；正臣陷者，乱之机也；乘治乱之机，未知孰任，而灾异数见，此臣所以寒心者也。初元以来六年矣，按春秋六年之中，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。原其所以然者，由谗邪并进也；谗邪之所以并进者，由上多疑心，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，如或谮之，则贤人退而善政还矣。夫执狐疑之心者，来谗贼之口；持不断之意者，开群枉之门；谗邪进则众贤退，群枉盛则正士消。故《易》有《否》、《泰》，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，则政日乱；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，则政日治。昔者鲧、共工、驩兜与舜、禹杂处尧朝，周公与管、蔡并居周位，当是时，迭进相毁，流言相谤，岂可胜道哉！帝尧、成王能贤舜、禹、周公而消共工、管、蔡，故以大治，荣华至今。孔子与季、孟偕仕于鲁，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，定公、始皇贤季、孟、李斯而消孔子、叔孙，故以大乱，污辱至今。故治乱荣辱之端，在所信任；信任既贤，在于坚固而不移。《诗》云：‘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，言守善笃也。《易》曰：‘涣汗其大号’，言号令如汗，汗出而不反者也。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，是反汗也；用贤未能三旬而退，是转石也。《论语》曰：‘见不善如探汤。’今二府奏佞诌不当在位，历年而不去。故出令则如反汗，用贤则如转石，去佞则如拨山，如此，望阴阳之调，不亦难乎！是以群小窥见间隙，缘饰文字，巧言丑诋，流言、飞文哗于民间。故《诗》云：‘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，’小人成群，诚足愠也。昔孔子与颜渊、子贡更相称誉，不为朋党；禹、稷与皋陶传相汲引，不为比周，何则？忠于为国，无邪心也。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，合党共谋，违善依恶，歙歙訿々，数设危险之言，欲以倾移主上，如忽然用之，此天地之所以先戒，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。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，故舜有四放之罚，孔子有两观之诛，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。今以陛下明知，诚深思天地之心，览《否》、《泰》之卦，历周、唐之所以为法，原秦、鲁之所消以为戒，考祥应之福。省灾异之祸，以揆当世之变，放远佞邪之党，坏散险诐之聚，杜闭群枉之门，方开众正之路，决断狐疑，分别犹豫，便是非炳然可知，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，太平之基，万世之利也。”显见其书，愈与许、史比而怨更生等。
中书令石显忌惧光禄勋周堪、光禄大夫张猛等，不断在元帝面前诬陷诽谤他俩。已经被罢黜成了平民的刘更生，害怕有一天会被陷害，于是上书说：“我听说舜帝任命九官，大家济济一堂，互相礼让，和睦达到了顶点。众多的臣子在朝廷中互相和睦，万物则在原野上欣欣向荣，所以洞萧吹出著名的《韶乐》九章，凤凰飞来朝拜。到了周厉王、周幽王的时侯，朝廷臣僚不再和睦，转而互相排斥怨恨，则日食、月食相继发生，冷冽的泉水沸腾翻涌，高山深谷改变位置，隆霜失去调节，失去控制。由此看来，和睦可以招来祥瑞，互相抵触则会遭成灾异，祥瑞多则国家安定，灾异多则国家自然陷于危境。这是天地运转的规律，古今一贯的公理。而今，陛下开创三代盛世的宏业，招揽儒家学者，给他们优厚的待遇，宽容他们的过失，使大家同时进取。然而，今天贤能的人跟一些坏人混杂在一起，黑白不分，正邪不辩，使忠奸同时进入政界。臣民上书，由公车署接待，因上书不妥而被捕的，满满地囚禁在北军监狱。朝廷臣僚意见不和，互相拆台，甚至谗言陷害，惹出不少是非。以不实之词欺骗君主，影响君主判断，这类事情很多，无法一一陈述。他们结党搭帮，往往同心合力，去陷害正直大臣。正直大臣晋升，是国家治的表现，正直大臣遭受陷害，是国家乱的所由。面对治乱契机，却不知道任用谁，而天灾变异屡屡出现，我所以寒心的原因在此。陛下登极以来已有六年。春秋时代天下纷争，天灾变异从没有象如今这么密集。所以如此，是因为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都进入朝廷的缘故。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之所以同时进入朝廷，是因为陛下心怀猜疑。既然任用贤能去推行妥善的政令措施，如果受到陷害，贤能的人被排除，妥善的政令措施也就终止。由于陛下有怀疑之心，所以才招来奸臣陷害之口；由于陛下不能当机立断，才给群邪打开大门。说别人坏话的人和邪恶的人得意，则有德行和有才能的人失意，群邪增多则正人减少。所以《易经》上有否卦和泰卦，小人那一套如果得到欣赏，君子的主张就无法实行，则政治日益混乱，君子的主张如果得到欣赏，小人那一套就无法实行，则政治日益走上轨道。从前鲧、共工、驩兜，跟舜、禹同在尧的朝廷中当官，周公跟管叔、蔡叔一同居于周朝的高位。当时，他们之间，互相诋毁，流言中伤，不可胜言！帝尧、成王能够肯定舜、禹、周公的德行才能，而排除共工、管叔、蔡叔，所以国家十分安定，荣耀显达永垂直到今日。孔子与季孙斯、孟孙何忌，同时在鲁国作官，李斯和叔孙通，都在秦朝当官，鲁定公、泰始星认为季孙斯、孟孙何忌、李斯贤能，而排除孔子、叔孙通，所以国家大乱，羞辱一直流传到今天。这可以证明：治和乱，荣和辱，首先在于君主信任什么人？已经信任贤能，就要坚持，而不再动摇。《诗经》说：「我的心虽非磐石，但却不可逆转」，说明坚持善行的忠实态度。《易经》说：「出令如出汗。」说明君主发号施令，犹如出汗。汗既流出，不能再返回体内。可是现在的情形是，有善各政的命令，颁布之后不到三个月，即行取消，是一种「返汗」现象。任用贤能的人，不到三十天便逐出朝廷，像转动一块石头一样容易。《论语》说：看见邪恶，好象用手去探试滚水。」而今，二府所弹劾的谄佞之辈，不应再留在朝廷。可是历经数年，并没有离开。所以颁布命令，如同返汗；任用贤能，却跟转石头一样容易。而排除邪恶，简直象拔起一座大山一样困难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希望阴阳调和，不也是很困难的吗？！因此一群小人，到处早找漏洞，运用文字技巧，丑化、诋毁别人，制造谣言，写匿名信，在民间广为流传。所以《诗经》说」我心乱如麻忧愁如焚，只因为触怒一群小人。」小人猖獗到如此程度，实在使人愤慨。从前，孔于跟他的学生颜渊、子贡互相推荐赞扬，没有人攻击他们结党营私。禹、后稷、皋陶互相提拔，也没有人攻击他们勾结同类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们忠心为国，没有邪念。而今，奸佞的小人，跟贤德的君子，手拿剑戟，同时在宫内担任禁卫官。奸佞的小人勾结在一起，共设阴谋，违背善良，走向罪恶，不干本职工作，不断设下险恶的圈套，决心使君主跳进去。如果有一天忽然君主相信他们的忠城，这正是天地用变异先行提出警告，而灾难不断发生的原因。自古以来，圣明的君主从来没有不经过诛杀，就可以使国家治理好的。所以舜帝流放了作恶多端的「四凶」杌、饕餮。而孔子也曾在两观之下，诛杀奸佞之徒少正卯。然后圣贤的教化，才得以推行。而今，以陛下的贤明智慧，诚能深思天地大公无私之心，警惕《易经》中否、泰二卦的立意，参考唐尧和周成王的兴盛，作为榜样，而以秦王朝和鲁国的衰亡，作为借鉴。注意到祥瑞带给国家的幸福，与自然灾害带给国家的祸患，用以考察当前局势的变化，放逐奸佞邪恶的小人，击破专门从事阴险构陷的集团，关闭群邪幸进之门，广开正大光明的道路，坚决果断，不再犹豫怀疑，使是非明显可知，则百种奇异的天灾都会消灭，众多祥瑞都会来临，这是太平的基础，万代的利益。”石显看到这份奏章，与许、史两姓皇亲勾结得更紧，而把刘更生等恨入骨髓。
是岁，夏寒，日青无光，显及许、史皆言堪、猛用事之咎。上内重堪，又患众口之浸润，无所取信。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，常称誉堪，上欲以为助，乃见问兴：“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，何邪？”兴者，倾巧士，谓上疑堪，因顺指曰：“堪非独不可于朝廷，自州里亦不可也！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，以为当诛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，为国养恩也。”上曰：“然此何罪而诛？今宜奈何？”兴曰：“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，食邑三百户，勿令典事。明主不失师傅之恩，此最策之得者也。”上于是疑之。
这年夏季，天飞寒冷，太阳呈青色，黯淡无光。石显跟许、史二大家族，都说这是周堪、张猛当权引起的天变。元帝尊重周堪，可是面对众口一辞的攻击，又无法堵他们的嘴。当时，长安县县令杨兴以才干能力受到尚识，而且常常称赞宣扬周堪。元帝想得到他的帮助，于是召见杨兴，问他：“有些大臣忿恨、反对光禄勋周堪，这是为什么？”杨兴是官场上的狡诈而看风行事的人物，认为皇帝对周堪已经不信任了，于是顺势指责说：“周堪不但没有能力当光禄勋，就是当一个乡下的里长邻长，也不适宜。我从前听说，人们认为周堪跟刘更生等人挑拨离间陛下的骨肉亲情，应当诛杀。我之所以持不同意见，并不是赞成他们，只是为国家培养恩德。”元帝问，“那么用什么罪名可以杀他?现在应当怎么办？”杨兴答道：“我愚昧的意见是，赐封周堪关内侯，给他三百户人家的采邑，不让他掌权管事。这样的话，圣上可以仍维持师傅的旧恩，应是最上等的策略。”元帝于是对周堪、张猛开始怀疑。
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，数侵犯贵戚，在位多言其短。后坐春夏系治人，徙城门校尉。丰于是上书告堪、猛罪，上不直丰，乃制诏御史：“城门校尉丰，前与光禄勋、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，数称言堪、猛之美。丰前为司隶校尉，不顺四时，修法度，专作苛暴以获虚威；朕不忍下吏，以为城门校尉。不内省诸己，而反怨堪、猛以求报举，告按无证之辞，暴扬难验之罪，毁誉恣意，不顾前言，不信之大也。朕怜丰之耆老，不忍加刑，其免为庶人！”又曰：“丰言堪、猛贞信不立，朕闵而不治，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，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，猛槐里令。”
司隶校尉琅邪郡人诸葛丰，以刚强正直，不随波逐流，而闻名朝野，多次冒犯皇亲国戚，所以权贵大都说他的坏话。后来被控为在春李和夏季逮捕犯人，不顺天时，贬谪当城门校尉。他于是上书控告周堪、张猛有罪。皇帝认为诸葛丰不正直于是下诏：“城门校尉诸葛丰，以前与光禄勋周堪、光禄大夫张猛，同在朝廷的时候，多次称赞周堪、张猛的美德。诸葛丰当司隶校尉时，不顺应四时天意，不遵守法令制度，专用苛刻凶暴的手段来树立威严的外貌。我不忍心法办，令他改任城门校尉，想不到他不自知反省，反而怨恨周堪、张猛，以求报复。控告的全是没有证据的话，揭发的全是无法证明的罪，随心所欲地毁谤和赞扬，不顾从前的言论，全无信义到了极点。我怜悯诸葛丰年纪衰老，不忍施刑，立即贬作平民。”又颁布诏书：“诸葛丰指控周堪、张猛毫无忠贞信守，朕心怀悯恻，不肯追究，而又惋惜二人的才干无法报效国家。决定贬周堪当河东郡太守，张猛当槐里县县令。”
臣光曰：诸葛丰之于堪、猛，前誉而后毁，其志非为朝廷进善而去奸也，欲比周求进而已矣。斯亦郑朋、杨兴之流，乌在其为刚直哉！人君者，察美恶，辨是非，赏以劝善，罚以惩奸，所以为治也。使丰言得实，则丰不当绌；若其诬罔，则堪、猛何辜焉！今两责而俱弃之，则美恶、是非果何在哉！
臣司马光说：诸葛丰对十周堪、张猛，从前赞扬，后来毁谤，其目的不是为国家进贤除奸，不过是投靠皇亲集团，企图飞黄腾达而已。他也属于郑朋、杨兴一类人，何来的刚烈正直?作为君主，应该察看善恶，明辨是非，用奖赏鼓励善行，用刑罚惩治奸邪，这样才是治理国家的原则。如果诸葛丰的话属实，则他不应被罢官。如果他是以不实之辞诬陷人，则周堪、张猛又有什么罪呢?而今双方都受到责罚，同时废弃，那么善与恶，是与非，区别又在哪里？
贾捐之与杨兴善。捐之数短石显，以故不得官，稀复进见；兴新以材能得幸。捐之谓兴曰：“京兆尹缺，使我得见，言君兰，京兆尹可立得。”兴曰：“君房下笔，言语妙天下；使君房为尚书令，胜五鹿充宗远甚。”捐之曰：“令我得代充宗，君兰为京兆，京兆，郡国首，尚书，百官本，天下真大治，士则不隔矣！”捐之复短石显，兴曰：“显方贵，上信用之；今欲进，第从我计，且与合意，即得入矣！”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，称誉其美，以为宜赐爵关内侯，引其兄弟以为诸曹；又共为荐兴奏，以为可试守京兆尹。石显闻知，白之上，乃下兴、捐之狱，令显治之，奏“兴，捐之怀诈伪，更相荐誉，欲得大位，罔上不道！”捐之竟坐弃市，兴髡钳为城旦。
贾捐之与杨兴友好。贾捐之多次抨击石显，因此不得作官，更很少有机会见到皇帝。而杨兴正因才能受到黄帝的赏识。贾捐之对杨兴说：“京兆尹出缺已久，如果我能面见圣上推荐他，这个职位马上就可以得到。”杨兴说：“你笔下生花，言语精妙。假如你能当尚书令，可比现在的尚书令五鹿充宗高明得多。”贾捐之说：「我如果能取代五鹿充宗，你当京兆尹，京师是全国的中心，而尚书掌握全国官员的政治命运，天下一定局势安定，经济繁荣，士人与皇上就再不会隔阂。”说完，又抨击石显。杨兴说：“石显权势如日中天，圣上正信任他。我们如果谋求上进，必须听从我的计划，只要能称他的心，合他的意，就可以成功。”于是二人联名上书，赞扬石显美德，建议应封爵关内侯，而使他的兄弟入宫充任中书或尚书的下属官员。然后，二人又呈上共同拟定，而由贾捐之单独署名的奏章，保荐杨兴，认为应考虑由他担任京兆尹。石显看透二人钻营的心计，报告元帝，于是把杨兴、贾捐之逮捕下狱。元帝令石显审讯，审讯后，石显上奏说：“杨兴、贾捐之心怀奸诈，互相标谤，企图攫取朝廷高官，欺骗陛下，大逆不道！结果贾捐之竟然被绑赴市上斩首，杨兴被剃光头发，罚作苦工。
臣光曰：君子以正攻邪，犹惧不克。况捐之以邪攻邪，其能免乎！
臣司马光说：君子用正道攻击邪道，还怕不能取胜。何况贾捐之用邪道攻击邪道，怎能避免祸殃！
徙清河王竟为中山王。
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，塞下禽兽尽，单于足以自卫，不畏郅支，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。久之，单于竟北归庭，民众稍稍归之，其国遂定。
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民众日益增多，而塞下的飞禽野兽，也几乎绝尽。同时，单于足以自卫，不再害怕郅支单于的袭击。很多大臣建议北归故土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呼韩邪单于终于北返王庭。散布在其他地区的部落，渐渐归附于他，国家于是安定。
孝元皇帝上永光二年（己卯，公元前四二年）
春，二月，赦天下。
丁酉，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；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。
二月五日，御史大夫韦玄成当宰相；右扶风郑弘当御史大夫。
三月，壬戌朔，日有食之。
夏，六月，赦天下。
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，衡上疏曰：“陛下躬圣德，开太平之路，闵愚吏民触法抵禁，比年大赦，使百姓得改行自新，天下幸甚！臣窃见大赦之后，奸邪不为衰止，今日大赦，明日犯法，相随入狱，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。今天下俗，贪财贱义，好声色，上侈靡，亲戚之恩薄，婚姻之党隆，苟合徼幸，以身设利；不改其原，虽岁赦之，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，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。夫朝廷者，天下之桢幹也。朝有变色之言，则下有争斗之患；上有自专之士，则下有不让之人；上有克胜之佐，则下有伤害之心；上有好利之臣，则下有盗窃之民；此其本也。治天下者，审所上而已。教化之流，非家至而人说之也；贤者在位，能者布职，朝廷崇礼，百僚敬让，道德之行，由内及外，自近者始，然后民知所法，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。《诗》曰：‘商邑翼翼，四方之极。’今长安，天子之都，亲承圣化，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，郡国来者无所法则，或见侈靡而放效之；此教化之原本，风俗之枢机，宜先正者也。臣闻天人之际，精祲有以相荡，善恶有以相推，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，阴变则静者动，阳蔽则明者晻，水旱之灾随类而至。陛下祗畏天戒，哀闵元元，宜省靡丽，考制度，近忠正，远巧佞，以崇至仁，匡失俗，道德弘于京师，淑问扬乎疆外，然后大化可成，礼让可兴也。”上说其言，迁衡为光禄大夫。
皇上问给事中匡衡，询问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故，衡匡上书说：“陛下亲自身体力行，为国家开辟太平道路，怜悯愚昧的官吏人民，误触法网，连年 都有大赦，使老百姓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这是国家之福！不过，据我的考察，每次大赦之后，作奸犯科的人并没有减少，今 作奸犯科的行为并没有停止。今天刚刚释放出狱，明日却又犯法，重新坐牢，这是由于疏导他们的工作没有抓住重点。现在的社会风气，贪图钱财，轻视道义，喜爱追逐声色 犬马，把豪华奢侈当作目标，亲族的关系日渐淡薄，而婚姻的关系却十分密切，苟且结合，用身家来博取财富；万变不离这种倾向，即使一年之内有数次赦免， 仍不能避免使用刑法，我愚昧，认为改正之道，在于大刀阔斧，改变社会风气。朝廷对于国家，就像筑墙时所用的模版。朝廷官员如果怒目相对， 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争斗的祸患；在上位的人如果专权弄事，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抗拒的心理；在上位的人如果互相伤害，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杀机； 在上位的如果有贪图钱财的大臣，那么下面就会有偷盗抢窃的人民；这是因为墙版是墙的根本。治理国家的人，最应该谨慎的，是提倡什么。礼教的推行， 用不着逐家拜访，也用不着见人就去劝说；只要贤能的人在位，能干的人尽忠职守，朝廷尊重礼仪，文武官员相敬互让，道德的行为，从内心发展到体外， 从最近的人开始，然后人民才知道谁作为榜样，努力效法，不知不觉中，善行日益增加。《诗经》说：‘商王朝首都的风俗礼仪高贵大方，是天下人的标准，谁都要模仿。’而今 ，在汉王朝首都长安，天子亲自推行圣王朝的教化，可是社会风气跟远方并没有差异，各郡、各封国的人到了首都，不知道学习什么，最后却学会了奢侈荒淫；所以推行教化 最根本的地方，也是培养社会风气最重要的地方，应该最先着手。我曾经听说，天上跟人间的分际，精气互相激荡，善恶互相推展，下面有所动时， 在上面可以看出迹象，太阴变化，则静的东西会动（指地震），太阳变化则光明会被掩盖（指日食），水灾旱灾，类似的灾祸会接踵而至。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， 只有怜悯天下人民，节省庞大开支，建立国家制度，接近忠良，疏远奸佞，提倡大仁大义，矫正败坏的风俗习惯，使高尚的道德，首先在京城发扬光大，美好的声誉， 传播到国境之外，然后广大的教化才可以完成，礼仪谦让的美德，可以复兴。”刘奭欣赏匡衡的意见，升匡衡当光禄大夫。
荀悦论曰：夫赦者，权时之宜，非常典也。汉兴，承秦兵革之后，大愚之世，比屋可刑，故设三章之法，大赦之令，荡涤秽流，与民更始，时势然也。后世承业，袭而不革，失时宜矣。若惠、文之世，无所赦之。若孝景之时，七国皆乱，异心并起，奸诈非一；及武帝末年，赋役繁兴，群盗并起，加以太子之事，巫蛊之祸，天下纷然，百姓无聊，人不自安；及光武之际，拨乱之后：如此之比，宜为赦矣。
荀悦评论说：对于囚犯的赦免，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，不是正常的司法典范。汉朝的兴盛，恰在秦王朝战乱之后， 几乎每个人都身负重罪，如果一定要依法办理，挨家逐户，都应诛杀。所以刘邦约法三章，颁发大赦 命令，洗刷社会上的罪恶污秽，使人民从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。当时局势，不得不如此。可是到了后世，大家承袭了这个制度，不知道改革，已经失去时代意义。在惠帝、文帝时，根本没有大赦。在孝景帝之时，发生七国之乱，人心浮动，奸诈百出，到了武敌末年，赋税沉重，差役频繁，盗匪四起，加上皇太子刘据事件，巫蛊大祸，天下惊惶，人民生活困难，无依无靠。等到刘秀上台，平息灾难，用来跟前世相比，由他赦免罪犯，才是最恰当。
秋，七月，陇西羌彡姐旁种反，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。是时，岁比不登，朝廷方以为忧，而遭羌变，玄成等漠然，莫有对者。右将军冯奉世曰：“羌虏近在竟内背畔，不以时诛，无以威制远蛮，臣愿帅师讨之！”上问用兵之数，对曰：“臣闻善用兵者，役不再兴，粮不三载，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。往者数不料敌，而师至于折伤，再三发调，则旷日烦费，威武亏矣。今反虏无虑三万人，法当倍，用六万人。然羌戎，弓矛之兵耳，器不犀利，可用四万人。一月足以决。”丞相、御史、两将军皆以为：“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，发万人屯守之，且足。”奉世曰：“不可。天下被饥馑，士马羸耗，守战之备久废不简，夷狄有轻边吏之心，而羌首难。今以万人分屯数处，虏见兵少，必不畏惧。战则挫兵病师，守则百姓不救，如此，怯弱之形见。羌人乘利，诸种并和，相扇而起，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，非财币所能解也。故少发师而旷日，与一举而疾决，利害相万也。”固争之，不能得。有诏，益二千人。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，以将屯为名，典属国任立、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，到陇西，分屯三处。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，羌虏盛多，皆为所破，杀两校尉。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，愿益三万六千人，乃足以决事。书奏，天子大为发兵六万馀人。八月，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。冬，十月，兵毕至陇西，十一月，并进，羌虏大破，斩首数千级，馀皆走出塞。兵未决间，汉复发募士万人，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，未进，闻羌破而还。诏罢吏士，颇留屯田，备要害处。
秋季，七月，陇西郡羌族彡姐、旁种两个部落造反。元帝召集丞相韦玄成等高级官员，举行御前会议。这时，粮食连年歉收，朝廷正在忧虑，突然传来羌族兵变的消息，韦玄成以下所有高级官员，震惊不知所措，没有人敢先开口。右将军冯奉世说：“羌民近在境内背叛，如果不及时扑灭，就无法控制远方蛮族，我愿率大军前往讨伐。”元帝问他需要部少部队，冯奉世说：“我听说，一个善于统兵的大将，不会作第二次动员，所载负的粮秣，不会超过三年所需，所以大军不至于长期被羁绊在原野之外，而是速战速决。从前，我们每每不能正确估计对手，大军才遭到挫败，不得不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增派援兵，不但拖延的日子长，所需的军费多，而且国家的威望也受到损害。现在叛军约有三万人，依据兵法，攻击部队必须超过一倍，需要六万人。然而羌族军队的武器落后，只有弓箭与长矛，我们的部队可以减少为四万人，一个月足以解决。”然而，丞相、御史、车骑将军王接、左将军许嘉，都以为：“民间正逢秋收，不便在农忙时多征调人入伍，征发一万人前往屯守，也就足够了。”冯奉世说：“不可。天下百姓受到天灾饥馑的袭击，兵士战马不但体力瘦弱，而且数量也大都消耗，很久以来，战斗训练与武器、工事都已废弛。夷民狄民对边塞的漢朝官吏，早已不放在眼里，所以羌民才首先发难。而今我们用一万人，分开驻防几个地方，敌人发现我们兵力单薄，必然不会害怕。我们如果进攻，一定遭受挫析，损兵折将。如果固守，则不能拯救边民。这样，胆怯衰弱的形象完全暴露。羌民将抓着对他们有利的机会，各种族各部落，势将互相呼应，纷纷起兵。到那时候，我恐怕朝廷集结四万人的兵力都不够，花再多的钱都不能解决。所以，少发兵而拖延时日，与多发兵而一举解决，利与害之间，相差万倍。”他据理力争，然而，得不到支持。结果，元帝下诏，增加两千人的军队。于是派遣冯奉世率领一万二千兵马，以领兵屯田为名，任命典属国任立、护军都尉韩昌作为助手，抵达陇西，分别屯驻在三处要塞。韩昌先派遣两个校尉，向羌民出击。羌民大举迎战，击溃漢朝军队，杀死两位校尉。冯奉世呈报山川地图和兵力分配计划，请求增援三万六千人。认为只有这样，才有把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。元帝看到冯奉世的上奏，发兵六万余人参战。八月，元帝任命太常戈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，作冯奉世的助手。冬季，十月，大军都到了陇西。十一月，数路并进，大破叛军，斩杀数千人，残余部众逃出边塞。在两军尚未决战的时候，朝廷又招募战士一万人，任命定襄郡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，还没有出发，听说羌族已经溃败，于是停止前进。元帝下诏复员，但也留部分部队开荒屯垦，防卫重要边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