荀子·仲尼

荀子   荀子  仲尼 

  仲尼之门人,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。是何也?曰:然。彼诚可羞称也。齐桓,五伯之盛者也,前事则杀兄而争国;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,闺门之内,般乐奢汏,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;外事则诈邾。袭莒,并国三十五。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汏也。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!

  孔子门下,即使五尺高的童子,都以谈论春秋五霸为羞耻。这是为什么呢?回答说:这是因为春秋五霸的确不值得称道。齐桓公,是五霸中最负盛名的,但曾经为了争夺国家的政权,杀死自己的兄长;家庭内部姑姑、姐姐,妹妹中没出嫁的有七人,在宫廷之内,他更是纵情作乐、奢侈放纵,齐国收入的一半还不够他消费;对外,他欺骗邾国、袭击莒国,吞并了三十五个诸侯国。他的行为是如此之险恶肮脏、骄淫奢侈,这样的人哪有资格得到孔子的门下得所称道呢?

  若是而不亡,乃霸,何也?曰:於乎!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,夫孰能亡之?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,是天下之大知也。安忘其怒,出忘其仇,遂立为仲父,是天下之大决也。立以为仲父,而贵戚莫之敢妒也;与之高、国之位,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;与之书社三百,而富人莫之敢距也。贵贱长少,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,是天下之大节也。诸侯有一节如是,则莫之能亡也;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有之,夫又何可亡也?其霸也宜哉!非幸也,数也。

  齐桓公这样,齐国没有灭亡反而称霸诸侯,这是为什么呢?答道:“哎!那齐桓公掌握了治理天下的重要关键,谁还能让他灭亡呢?他毫不怀疑管仲的才能,坚定不移地把国家托付给他,这真是最大的智慧。安定后忘掉了自己危急时的愤怒,忘记了管仲射杀自己的一箭之仇,最终把管仲尊称为仲父,这真是最英明的决断。把管仲尊称为仲父,这样国内的亲族就没有人敢嫉妒他了;又给他高氏、国氏那样的尊贵地位,这样朝廷上的大臣没有谁敢怨恨他;给他三百社的封地,而富人没有谁敢与他为敌;高贵的、卑贱的、年长的、年轻的,都非常有秩序地随着齐桓公去尊重他;这些都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关键。诸侯只要掌握了像这样的一个关键,就没有人能灭掉他;何况齐桓公全部掌握了这几个关键,又怎么可能被灭掉呢?他称霸诸侯,是理所当然的啊,不是侥幸得来的,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啊。

  然而仲尼之门,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,是何也?曰:然。彼非本政教也,非致隆高也,非綦文理也,非服人之心也。乡方略,审劳佚,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。诈心以胜矣。彼以让饰争,依乎仁而蹈利者也,小人之杰也,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!

  但是孔子门下的弟子,即使五尺高的童子,都以谈论春秋五霸为羞耻。这是为什么呢?”回答说:因为五霸不把政治教化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,没有尽力推崇礼仪,教化人民,无法让人心悦诚服;他们只是些注重方法策略,合理安排作息,使人民积蓄财物,加强战备因而能打败他们的敌人,他们依靠计谋取胜,以谦让来掩饰争夺,以仁爱之名来追求实利,他们是小人中的佼佼者,这样的人怎么会被孔子门人称道呢?”

  彼王者则不然:致贤而能以救不肖,致强而能以宽弱,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,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,而暴国安自化矣。有灾缪者然后诛之。故圣王之诛也,綦省矣。文王诛四,武王诛二,周公卒业,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矣。故道岂不行矣哉!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,桀、纣舍之,厚于有天下之势而不得以匹夫老。故善用之,则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;不善用之,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。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,是其所以危也。

  那王者就不是这样:他们具备贤能,能够去救助不贤的国君;自己强大,能够宽容弱国;一旦开战,就一定让对方战败,但却耻于和那些国家争斗;制定了完备的立法制度并将其公布于天下,而暴虐的国家就自然转变了;如果还有祸国殃民、谬误乖戾的,然后再去谴责惩罚他。所以圣王消灭的国家很少。周文王只讨伐了四个国家,而周武王只消灭了两个国家,周公完成了周朝称王天下的大业,到了周成王的时候就没可消灭的国家了。那礼义之道难道就不能实行了么?文王实行了礼义之道,虽然只占有百里见方的国土,但天下被他统一了;夏桀,商纣王抛弃了礼义之道,虽然实力雄厚得掌握了统治天下的权力,却不能像平民百姓那样得到寿终。所以,善于利用治国之道,百里见方的国家也可以独立于世,不善于利用治国之道,就会象楚国那样,即使土地广阔也会为秦国所役使。所以,君主不致力于掌握治国之道而只求扩展他的权势,这就是他危亡的原因。”

  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:主尊贵之,则恭敬而僔;主信爱之,则谨慎而嗛;主专任之,则拘守而详;主安近之,则慎比而不邪;主疏远之,则全一而不倍;主损绌之,则恐惧而不怨。贵而不为夸,信而不处谦,任重而不敢专,财利至则善而不及也,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,福事至则和而理,祸事至则静而理,富则施广,贫则用节。可贵可贱也,可富可贫也,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,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。虽在贫穷徒处之势,亦取象于是矣。夫是之谓吉人。《诗》云:“媚兹一人,应侯顺德。永言孝思,昭哉嗣服。”此之谓也。

  保持尊宠、守住官位、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方法是:君主尊敬你,你就要恭敬而谦退;君主信任爱护你,你就要谨慎谦虚;君主将大权托付于你,你就要安于职守并详明法度;君主亲近你,你就要顺从而不邪恶;君主疏远你,你就要保持忠心耿耿的态度而不选择背叛;君主斥退你,你就要心怀恐惧而不怨恨;地位高贵,也不奢侈过度;君主信任,不忘记避嫌疑;身负重任,也不敢独断专行;财利到来时,倘若自己的功绩还不足以享有它,就一定要辞让之后才接受;幸福之事来临时,以一颗平和之心去对待它,灾祸之事来临时,冷静地去处理它;富裕了就广泛实行恩惠,贫穷了就节约费用。要做到可以富贵也可以卑贱,可以富裕也可以贫穷,可以杀身成仁却不可以行奸邪之事,这便是保持尊宠、居守官位,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方法。即使处在贫穷孤立的境况下,也要遵照上述方式去做,这样就可称得上是吉祥的人了。《诗经》上说:“受众人爱戴的武王,能够顺应祖先的德行。永远心怀忠孝之心,继承父业多修明!”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啊。

  求善处大重,理任大事,擅宠于万乘之国,必无后患之术:莫若好同之,援贤博施,除怨而无妨害人。能耐任之,则慎行此道也。能而不耐任,且恐失宠,则莫若早同之,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。如是,有宠则必荣,失宠则必无罪,是事君者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。故知者之举事也,满则虑嗛,平则虑险,安则虑危,曲重其豫,犹恐及其祸,是以百举而不陷也。孔子曰:“巧而好度,必节;勇而好同,必胜;知而好谦,必贤。”此之谓也。愚者反是:处重擅权,则好专事而妒贤能,抑有功而挤有罪,志骄盈而轻旧怨,以吝啬而不行施道乎上,为重招权于下以妨害人。虽欲无危,得乎哉!是以位尊则必危,任重则必废,擅宠则必辱,可立而待也,可炊而傹也。是何也?则堕之者众而持之者寡矣。天下之行术:以事君则必通,以为仁则必圣,立隆而勿贰也。然后恭敬以先之,忠信以统之,慎谨以行之,端悫以守之,顿穷则从之疾力以申重之。君虽不知,无怨疾之心;功虽甚大,无伐德之色;省求,多功,爱敬不倦。如是,则常无不顺矣。以事君则必通,以为仁则必圣,夫之谓天下之行术。

  寻求妥善地身居要位,掌握重要的权力,能够在万乘大国独自拥有君主的恩宠而又不会有后患的方法是:最好和君主同心同德,引进贤人,广施恩惠,消除怨怒,不去妨害别人。自己的能力能够担负起这重大的职务,那就谨慎地奉行上述这种方法;自己的能力如果不能够胜任这一职务,而且怕因此而失去君主对自己的宠爱,那就不如及早和君主同心同德,推荐贤人,把职务让给能人,而自己则心甘情愿地追随在后。如果这样,得到君主的恩宠就必定荣耀,失去君主的恩宠也肯定没有罪过。这是侍奉君主者的法宝,而且也是没有后患的方法。所以聪明人做事,圆满时考虑不足,顺利时考虑艰难,安全时考虑危险,多方面做好准备,仍然怕遭到祸害,这样即使办了很多事情也不会失误。孔子说:“机智而又遵守法度,就一定能做得恰到好处;勇敢而又善于跟别人合作,就一定能胜利;学识渊博而又谦虚,就一定会有德才。”说的就是这种道理。愚蠢的人与此相反:他们身居要职,独揽大权,喜欢独断专行,而嫉妒贤能,压制有功的人,排挤有罪过的人,骄傲自满轻视与自己有旧怨的人。为人吝啬,不能对下施加恩惠;为了抬高自己而妨害了别人,这样的人要是没有危险,可能吗?所以,这种人职位高贵就会有危险,权势大就会会被罢免,虽然独受宠爱却一定会遭到耻辱,这是可以立刻到来的,是不用一顿饭的工夫的。为什么呢?就是因为毁害他的人多而扶持他的人少啊。能够通行于天下的办法是:用来侍奉君主就一定会通达,用它来做人就必定会圣明。确立礼法为最高的准则而不三心二意,然后用恭敬的态度来引导它,用忠信来统率它,小心谨慎地实行它,端正诚实地保护它,如果遇到了困难就顺从它,并反复强调它;即使君主不了解,不重用自己,也不怨恨,即使功劳很大,也不夸耀自己;少提要求,多立功劳,敬爱君主始终不倦。用这种方法侍奉君主就必然通达,用它来做人就一定会圣明,这就叫做天下通行的办法。

  少事长,贱事贵,不肖事贤,是天下之通义也。有人也,势不在人上而羞为人下,是奸人之心也。志不免乎奸心,行不免乎奸道,而求有君子圣人之名,辟之是犹伏而咶天,救经而引其足也。说必不行矣,俞务而俞远。故君子时诎则诎,时伸则伸也。

  年轻的侍奉年长的,卑贱的侍奉高贵的,不贤的侍奉贤能的,这是天下的普遍原则。有些人地位不在别人之上,而已处在人下为耻,这是奸邪之人的想法。思想上没有除掉奸邪的念头,行动上没有消除奸邪的方法,却企求得到君子、圣人的名声,这就好像是趴在地上去舔天,要救上吊的人却去拉他的脚,这必定是行不通的,这样就会愈去愈远。所以,君子要根据时势变化,需要忍耐时候就忍耐,容许施展抱负时候就施展抱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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